招商引資，一直以來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關鍵抓手，過去數十年對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隨著各地招商比拼之勢愈演愈烈，各種違規“小政策”“土政策”鑿出一個個“稅收洼地”，不但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，也加劇了不公平競爭，割裂了全國統一大市場，給產業健康發展埋下隱憂。

習近平總書記在《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》一文中明確提出，要“著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資亂象”“統一政府行為尺度”，要求地方在推動經濟發展特別是招商引資時，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確規矩，不能各行其是。

“內卷式”招商必將走向盡頭。不過，徹底擺脫路徑依賴、重塑招商邏輯，仍有一段長路要走。

“補貼競賽”退場

“零和博弈”仍在

土地讓利、稅收返還、獎勵補貼，是傳統的招商引資“三板斧”。“血拼式”招商大行其道，看似為地方引入大量企業，實則不少都“水土不服”、后勁不足。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巨額投入，已偏離了招商初衷。

2024年8月，《公平競爭審查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條例》）正式施行，明令禁止“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”以及“選擇性、差異化的財政獎勵或者補貼”。這被視作一道分水嶺，宣告了上述招商引資方式在法律層面的終結。

經濟日報記者調查發現，《條例》實施一年多來，明面上的“補貼競賽”退場了，但仍有地方變換手段，行“內卷式”招商之實。

“現在出現不少變通辦法，有的不直接給企業土地讓利，而是適當降低工業用地基準價；有的不直接給企業獎補，而是通過平臺公司建廠房，為企業減免租金或延長裝修期，或是給企業高管個人補貼等。”一位在中部省份負責某區縣招商工作的干部告訴記者，“與以前相比，大家現在更加謹慎，只有遇到優質企業才會給出這些政策。”

有的地方把招商變“搶商”，令企業不勝其擾。

比如“總部經濟”，因其具有人才、資金等多重集聚效應，一度受到熱捧。正常情況下，企業總部設在哪里、遷往何處、在哪里設立分支機構，應主要基于市場分析和商業考量。然而，“遇到跨地市開展的工程項目，沿線各地政府大多希望企業在當地注冊分公司，以方便報稅。”一位東部省份二線城市的招商干部告訴記者，當地為了打造中央商務區（CBD），只顧吸引大型企業將總部遷入，而不管企業是否在當地開展經營活動，傷害了企業實際經營所在地的稅源。“特別是一些重資產企業，在當地不具備生產經營條件，這樣的搬遷是否有意義？”該干部表示，這無疑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，經濟蛋糕沒有做大，仍是“零和博弈”。

有的地方招商盲目求規模、逐熱點，造成重復建設。

一位能源領域專家告訴記者，某風電設備制造企業原本只想在擁有風能資源的縣市建造風電場，但為了順利獲取資源要素，不得不在當地鋪設從生產到制造的整條產業鏈。“對地方來說，一家風電場帶來的稅收有限，但若頻繁因為建一個場而搭建完整產業鏈，容易造成熱門產業扎堆。并非每個地方都有能力發展當下熱門的產業。”該專家表示。

有的企業患上“補貼依賴癥”，甚至挖地方墻腳。

比如，一家汽車機器視覺領域企業多年來依賴政府補貼“輸血”。2022年至2024年，該公司實現凈利潤約1.47億元，而同期獲得的稅收優惠和政府補助就高達上億元。2025年，隨著補助減少，這樣的“紙面富貴”將難以持續。

在各地招商爭奪過程中，有的企業出現坐地起價行為，有的“候鳥型”企業在拿到政府補貼后不久就遷走，甚至有企業弄虛作假、騙取補貼。凡此種種，皆是地方“補貼競賽”帶來的惡果，仍需時日逐漸消化。

多重壓力驅使

考核尚待優化

種種招商引資亂象，阻礙了資源要素自由流動，顯示出一些地方較為淡薄的公平競爭意識。分析背后的原因，除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仍有欠缺，政績考核的壓力、財政緊張的焦慮、資源競爭的本能，以及區域發展差異等客觀問題，同樣不容忽視。

招商引資不僅僅是地區間的發展比拼。在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周黎安看來，這也是一場“政績錦標賽”。

周黎安認為，在這場競賽中，官員的政績考核與企業的市場競爭緊密關聯。一方面，政府政績的重要依托是當地企業的數量與業績；另一方面，企業角逐市場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賦能與服務，二者互為支撐。加之近幾年土地出讓收入下滑明顯，各地更加倚重招商引資，以此增加稅收。

在政績與稅收的雙重驅動下，地方政府的招商壓力可想而知。一位長三角地區從事外資招商的干部坦言：“公布經濟數據，對地方而言就是一種排名。”有的地方“一把手”親自為企業家講解政策，有的則給招商干部下達任務，每年必須前往京、滬等地拜訪企業，甚至衍生出專門機構對接這類需求。

壓力之下，一些問題隨之暴露。

——個別地方招商觀念沒有跟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。

北京頂輝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為多地政府提供產業孵化等服務，公司總經理汪洋觀察到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，招商引資行為往往越規范，越貼合產業實際需求。“個別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招商引資觀念還停留在傳統的地產思維模式，創新能力有限，容易出現‘撿到籃子里都是菜’的項目沖動。”汪洋對記者說。

區位條件欠佳、工業基礎薄弱、缺乏發達城市帶動，常被認為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招商引資困難的原因。而在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晉看來，“優化資源配置必然導致一些地方流出資源，但是小地方也可以有小地方的優勢。區域協調發展不是讓各地‘齊步走’，而是要正視差異，找到自身的獨特稟賦”。

進一步看，“如果各地招商不能保持統一的公平競爭標準，可能引發‘劇場效應’，令更多地方被迫加入‘內卷’。”前述長三角地區從事外資招商的干部表示，為此有必要在《條例》的基礎上出臺更加具體的招商引資行為清單。

——干部考核體系優化沒有跟上政策調整步伐。

“考什么”決定了“干什么”。讓地方政府公平參與招商競爭、挖掘自身優勢，需要輔以相應的考核。多位招商干部告訴記者，目前考核指標仍以經濟增長值為主，缺乏差異化。一些“群發”給地方的指標任務耗費了干部大量精力，讓他們難以集中力量鍛造招商“長板”。

盡管已有地方將考核重點放在增量指標上，還有的在考核體系中納入主導產業集聚度、營商環境等指標，但對招商公平性的考核仍然欠缺。“優化考核將極大緩解地方政府的焦慮，同時倒逼地方走出招商引資新路。”孫晉說。

告別野蠻生長

比拼精細服務

去年以來，多通來自地方官員的電話，讓從事20多年競爭政策研究的孫晉感受到了地方招商的變化。“《條例》公布后，時常有地方官員向我咨詢某項政策是否違反制度。這在以前并不常見。”孫晉告訴記者。

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過去，如今的招商引資比拼的是精細化服務，這是不少招商干部共同的感受。當簡單、粗放的招商手段不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，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是一道新課題：不拼優惠拼服務，該怎么拼？

招商之變首先是思維之變。破除“內卷”，要求地方政府從根本上轉變思維，站在企業視角看招商、站在公平視角看競爭、站在共贏視角謀發展。

第一，重新審視企業真正看重什么。

那些僅為補貼而來的企業，政策一變動，多半會離開。前述東部省份二線城市的招商干部告訴記者：“一家企業能夠在一個地方長遠發展，說到底，要與當地產業相匹配。”

企業落戶一地，往往有多方面考慮，不同類型、規模的企業側重點各有不同。比如，“工業企業重視產業配套，服務業企業重視人才招引，也有企業重視綜合保障、營商環境。”杭州市余杭區一位招商干部總結道。這對地方政府配套設施服務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。

“僅僅‘無事不擾’已經不夠，地方政府還需不斷完善軟、硬件配套設施，包括住房、教育、醫療、用水、用電、用工等，用一流的營商環境為企業添磚加瓦。”該干部表示。

一段時間以來，各地紛紛為招商“工具箱”補充更科學的工具，鏈式招商、場景招商、以商招商成為新戰場。還有地方針對中小企業推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，將政府“有形之手”更多聚焦在企業共性問題上。

第二，立足公平競爭出臺招商政策。

招商政策并非中國獨有。比如，在美國，各州政府也會針對不同產業、企業出臺扶持政策。2018年，多個州政府為了吸引電商巨頭亞馬遜公司新總部落戶，承諾提供高達數億乃至10多億美元的稅收優惠和補貼，從而陷入一種過度競爭的狀態。這啟示我們，政府出臺招商政策要謹慎，“看得見的手”不能傷害“看不見的手”。

“謹慎出臺政策，不是要‘一刀切’砍掉，而是要‘舊瓶裝新酒’，在政策中植入公平競爭的基因。”孫晉告訴記者，制度、法治建設都要跟上，可以通過建立獨立審查機構、完善公平競爭審查程序、擴大審查范圍等方式，評估政策合規性，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法律體系，更好規范政府招商引資行為。

第三，謀求地方之間合作共贏。

產業轉移、對口合作，為多地聯合招商打開新空間。今年6月份，在上海市松江區與安徽省六安市共建的六松現代產業園內，首個實施“財稅分成、統計分算”跨區域利益共享機制的工業項目正式投產。未來5年，類似這樣由松江推薦到六安落戶的企業，產生的稅收和統計數據將由兩地按照4：6的比例共享。

這不是簡單的產業轉移，而是多地共享經濟成果的創新實踐。從“對口幫扶”到“利益共享”，這條跨區域協同發展新路，應向更多地方鋪展。

國外也有類似經驗。周黎安說，比如，在以色列，中央政府會協調多個競爭外資的地方政府，讓外資定位在幾個城市交界的工業園區，實現收益共享。

破解“內卷式”招商是一個長期過程，需要多方發力。招商模式的變革，也離不開系列改革的深化推進。比如，優化干部考核體系，實現差異化考核；改革財稅機制，幫助地方形成新的穩定稅源等。

轉型期注定是陣痛期。但從長遠看，這正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經之路。

（本文來源：經濟日報 作者：經濟日報調研組 執筆:原 洋）